上个复活节是去先生的姑姑家过的。提起去姑姑家，我总是盼望的：其优美华丽的大房子看着爽目不说，每次享受的一道道菜肴甜点，也绝对是“MARSHA STWERD”风格的精品。餐毕金童玉女般的一对表兄妹也会弹上几曲钢琴曲娱乐客人。
　　享受完这样的一顿盛宴后，回家的路上我总会长吁短叹：唉，什么时候我能有姑姑一半的成功也就心满意足了。先生这种时候，多半都会不出一声，让我尽情陶醉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有时被我呱噪得受不了，才会慢吞吞地说：“着什么急，等到了他们那个年纪，说不定我们也会很不错哩。”
　　话听着安慰人，可是一扭头，看到他那幅永远都不急不火的样子，真怀疑我们究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要是我们永远也赶不上呢?”“咦，那我们就过不如他们的日子好了，为什么非要和姑姑比呢?再说我不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有什么不好。”
　　亏他还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坏，我真服了他。他手里开的那辆去年才清债的二手车，大概就是我们唯一的“财产”了。除此以外，除了每月的房租和饭钱，我连每月买面霜的钱都得斤斤计较。
　　为了鼓励他的斗志，我循循善诱：“我们清苦一点没什么，我也不是吃不了苦的女人，可是想想咱们的父母和家人，我们自己好了，不是可以帮助他们?”
　　“上回我的岳父母不是说‘你们过得好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如果我们只为了赚钱弄得自己不开心，岂不是辜负了爸爸妈妈的美意?”
　　听着他的一套“歪理”，我无话可说，只有暗暗祈祷上帝：快快给我的先生洗洗脑开开窍吧，让他早日回到现实中来。
　　没想到后来被开了窍的，不是我的先生，而是我自己。这还得从我遇到的两个移民家庭说起。

　　家庭之一：生意和快乐的冲突
　　话说我看先生在家里不慌不忙地等待“专业”工作的当儿，我们下个月的租金已成问题，不由得心慌，就应征了几个中文网站上登的工作。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家便利店的电话，叫过去见面。报告了老公这个好消息，谁知他一听是便利店，立即反对，理由是便利店遭劫的频率高不安全。我费了好大劲才终于说服了他让我一试。
　　打电话来的是老板，但过去后只有老板娘在看店。店不大且乱，生意倒还有，三三两两的客人不断。没有客人的时候，抽空和她一聊，得知他们来加拿大已经十年了，前两年才买下这个店。我忍不住问起了安全的问题，她没有正面回答。后来客人渐多，我就抄下电话走了。
　　第二次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叫去培训。一问条件，说是每小时七块，可以付现金，培训其间没有报酬。先生一听就反对，不叫去做廉价劳力。我没听他的，照去。培训那天，和老板娘一起站了三个多小时柜台，其间看她招呼客人取烟收钱上货接电话跑上跑下取货(他们的家就在楼上)，忙得像个陀螺，还是很佩服她的。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专心熟悉那据说有一百多种的烟名。有我在，她才得空飞奔上楼，高声呼喝两个三岁和七岁的儿女。每听到门铃响，她又会匆匆跑下来招呼客人。六点多时，她拿了一个面包和一节黄瓜下来，边吃边收银,　说是自早饭后就滴水未进了。客人一来，她又会扔下面包去干活。
　　门铃又响了，进来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我点头招呼，他满脸倦怠地看了我一眼，跟老板娘也没有打招呼，就转身上楼了。我猜那肯定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会面的老板。客人刚一离开，老板娘也随即上楼了，不一会儿楼上就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中间夹杂着孩子的哭声。门铃一响，她又下来了，本来已经暗黄的脸变得更黑。我说了两句安慰话劝她，她突然说：“什么样的男人一回家就骂老婆”，然后神色黯然不再言语。七点时她送儿子去学习，留下我一人看店。
　　门铃响了，老板才下楼来。客人走了，他就站在一边，既不动也不说，好像一切与他反倒无关的样子。我觉得尴尬，就找话跟他说，他有些心不在焉地嗯着。我突然觉得身边站着的好像一节风干了的老树，或是一台已经抽干了油的机器，疲惫不堪不说，对生活，似乎已不再有一点点的希望和渴望。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疲惫和绝望的男人。
　　我告辞了要走，他也只是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本来约定了两天后再去培训，结果运气不好，当晚新闻中就报道了本市首例警察在便利店外执行公务中被枪击的消息。老公即斩钉截铁地要我保证辞工，我权衡了一下命和钱的孰轻孰重，只好同意了。
　　第二天打去电话，仍是那个毫无生气的声音，说声知道了，就挂了。谁知过了一天，老板娘打电话跟我约时间，我说不是跟老板说过不去了。她哦了一声，说他没有告诉我。我当时觉得这对夫妻一定是长期冷战，已经到了连话都不说的地步了，而他们又偏偏经营着同一家店，住着同一幢房，养育着共同的儿女——也真是不幸。
　　看着这一对夫妻，让我想起了张爱玲姑姑的一句话：“……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愁眉苦脸地赚钱，愁眉苦脸地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家庭之二：房子和幸福的矛盾
　　严是我在学生聚会上认识的，当时看她吃比萨饼的认真样子，就觉得这一定是个踏实的人。一聊果然投缘。她四十来岁了，东北人，兼职学会计。她因为自己有房子在南边，来回跑学校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
　　不久学校放假了，就更少见面，但是彼此经常通电话。有一天打电话过去，她兴奋地告诉我，她找到工作了，在农场包装蔬菜，一天十多个小时，一周六天。我也替她高兴。她说如果我想干的话，可以去她那里住，她老公在外市工作，家里就她和儿子。我不用去问自己的先生，就知道没戏，于是谢绝了她，但是很感动于她的热心。
　　有一天，她突然打来电话，一开始就嚎啕大哭：“什么倒霉事都让我摊上了，我怎么这么命苦，真不想活了”。我吓了一跳，要她慢慢说，别着急。
　　“我每天起早摸黑，累得半死，回到家来还得做饭。偏偏这小兔宰子(指她儿子)不听话，每天打游戏机游戏机，往死里打，一点书都不看，眼看成绩一天天不如人，怎么说都不听，真要把我给活活气死……”
　　原来是为了儿子不听话，我说，儿子不听话可以慢慢教育，把自己气得半死，实在不上算。
　　“要只是这一桩倒也罢了……我家那个十天半月都不来一个电话，偶尔来了电话也没好气，我稍一抱怨吧，他就说那你咋不出去挣钱养房呢，你白吃白住还有意见啊?你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就是为了这个房啊，弄得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生怕他又丢了工作……我这么大岁数了，还逼着自己啃那看不懂的英文，就为了找份工作养房子，也免得受他的闲气。可是儿子又不争气，没一样称心的……唉，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我知道她是个实在人，不是那种没事“强说愁”的人。记起第一次见到她时，才四十来岁的人，头发都已经花白，现在才了解了其中的原因。

　　看到我周围的这些人，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先生，原来是很智慧的一个人呢: 其实我们真的过得还不坏：没有房子，即不用一天到晚被帐单逼得神经紧张;没有自己的生意，也不用为了无休止地工作，弄得心神俱疲，夫妻反目。同这些拼死累活的同胞相比，从前我愧疚自己的不够勤奋，现在突然觉得，其实也许他们真的应该暂时放下手中的活，想一想：如果移民就是为了给房子和车子等等物质的东西当牛作马，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愁云惨淡，不是真的舍本而逐末了?